2016年6月22日 星期三

2016年6月23日 四彎危機再逢 千禧世代任重--John Mauldin

觀察金融市場已有一輩子,但看到交易商反應之快仍嘖嘖稱奇。他們似乎都來自「先開槍,後瞄準」一派,只是經濟形勢幾乎一定不會在電光火石間轉變,事後回想,當然可以找到趨勢見頂或見底的確實時間,但力量總是逐步醞釀,促使船上的人從一邊走到另一邊,隨經濟、金融市場或社會進而改變方向。新數據可以改變事情發展的可能性,但甚少會一如交易演算法預期一樣迅雷不及掩耳。從本質上而言,長期趨勢只會緩緩改變。


有見及此,筆者特邀請人口統計學家兼經濟學家侯尼爾(Neil Howe),擔任策略投資會議(Strategic Investment Conference)的開幕演講嘉賓,3天後再由英國歷史學家富格遜(Niall Ferguson)壓軸登場。他們兩人都是善於鑑古推今,捕捉歷史規律,筆者的世界觀都深受他們影響。


一如兩周前所言,會議上的專家十之八九都很悲觀,就連筆者心目中的大好友也不例外。富格遜卻出人意表,語氣樂觀至極;話雖如此,對於世界各地不同發展,他大多深表關注。


事後回想,筆者在會議上聽到的種種危機預測, 與侯尼爾的「第四彎」方程式不謀而合。讀畢下文,相信大家亦會有同感。本文將大量引用侯尼爾在會議上的演說及其長篇著作,好讓大家了解未來5至8年將是怎樣一番光景。


要了解當前社會現狀,不得不掌握「世代轉變」框架,尤其侯尼爾與歷史學家斯特勞斯(William Strauss,幾年前不幸因胰臟癌逝世)1997年在《第四彎》(The Fourth Turning)書作中提出的第四彎概念。上述概念並非試圖全盤解釋當前動盪因由,而是讓大家掌握來龍去脈,明白自身在歷史長河的位置。


成長時期決定人生觀


為人父母看着子女長大,深明三歲定八十的道理。佛洛伊德(Sigmund Freud)以降的心理學家一般都認同,孩子在5歲左右,核心人生觀基本上定型, 日後要改變需要很大力氣。侯尼爾及斯特勞斯根據上述顯而易見的道理,得出顯而易見的結論:假如人生觀在童年初期形成,則童年身處的歷史時期亦肯定對人生觀的形成大有影響。


根據上述見解,人口大可分為擁有相同特徵的不同世代,每個世代橫跨20年左右,同一代的人在同一歷史時刻出生及長大,經驗大同小異,人生態度因此亦大同小異。在策略投資會議上,侯尼爾展示了一張漫畫【圖1】,既幽默又反映現實。人人都經歷過情竇初開,只是成長於上世紀50年代、70年代及90年代的年輕人,談戀愛方式卻不盡相同,人生其他階段當然也不例外。(筆者認為應該多加一張漫畫,代表現今世代,圖中的情侶正以手機打短訊,並說:「我們先告訴網上的朋友吧!」)




超過4代人同時在世上並不常見,但壽命愈來愈長,以致現時6代人同時活在世上。美國目前最年長的一代為「軍人世代」(G.I. Generation),亦即美國名主播布羅考口中「最偉大的世代」(Greatest Generation)。他們生於1901年至1924年,在一次大戰及經濟繁榮的「咆哮20年代」(Roaring' 20s)中度過童年,長大成人先後遇上經濟大蕭條及二次大戰,最終克服重重挑戰。


「沉默世代」(Silent Generation)生於1925年至1942年,童年時目睹雙親勇敢面對經濟及政治上的嚴峻考驗。二戰時期,他們大多年紀太小,無法直接參與;長大後,美國已進入戰後太平盛世,侯尼爾稱之為「美國高漲期」(American High)。


上述兩代人如今即使仍然在生,也早已退休。他們控制了大量財富,因此有一定影響力,但已失去主導社會的權力,由「嬰兒潮世代」(Baby Boomers,生於1943年至1960年)及影響力漸長的「X世代」(Generation X,生於1961年至1981年)取而代之。接着是坊間熱烈討論的千禧世代(Millennials,生於1982年至2004年)及今天的兒童,侯尼爾稱後者為「國土世代」(Homeland Generation,生於2005年至2025年?)。嬰兒潮及X世代的社會及經濟影響力漸次下滑,千禧及國土世代則逐步抬頭。


國難當頭英雄打救


在1997年《第四彎》一書中,侯尼爾及斯特勞斯的見解大有先見之明,料事如神得叫人難以置信,他們還指出4個世代的典型特徵,分別為英雄型(Hero)、文藝型(Artist)、先知型(Prophet)及遊牧型(Nomad)。每種典型由生於約莫20年內的一代人組成,當他們年屆80走到人生盡頭時,就會由擁有同一典型特徵的新一代取而代之。


根據斯特勞斯及侯尼爾的框架,控制權由一代轉移到另一代為之「彎」(turning),彎的特點留待下文再談,現在先看看不同世代典型特質。


英雄世代往往由呵護備至的父母撫養成人,長大後即遇上國家危難。侯尼爾稱他們為英雄,因為危機要靠這代人解決,克服難關亦成為他們一輩子的寫照。危機之後,英雄人到中年,在建制內大權在握,繼續專心應付艱難挑戰。美國最近代的英雄例子乃出征二戰的「軍人世代」,他們在戰後把美國打造為經濟強國,上世紀60年代又與反叛年輕人正面交鋒。


文藝型是英雄的後代,在危機爆發前或危機中出生,因為太年輕,無法直接參與解決問題。他們童年極受保護,初出茅廬已是戰後年華,性格不愛冒險,認為成功之道就是從俗隨流,危機帶來的新事物新觀念由他們進一步發展改良。


先知世代成長於戰後經濟繁榮期,由於沒經歷過真正危機,青年時代每每掀起文化動盪。人到中年則滿腔仁義道德,成為執迷於價值觀的領袖及父母。美國最近一代先知乃嬰兒潮世代,童年一般生活富足,美國在全球的影響力則如日中天。


遊牧型世代童年時經歷文化動盪的「覺醒期」, 有別於被寵壞或備受呵護的先知世代,遊牧型成長時沒有受到多少督促指引,他們很早就意識到社會基礎建制不可信,長大後成為我行我素的務實派。生於上世紀60年代及70年代的X世代就是遊牧型。


遊牧型之後,循環周而復始,誕生另一英雄世代,也就是開始在美國文化植根的千禧世代。這一代人多勢眾,充斥全國大中小學,又推動新科技成為主流。假如歷史真的重演,他們將面臨嚴峻危機,畢生亦會受到影響,一如二次大戰對軍人英雄世代的影響一樣。我們所有人現時正面對這場危機。


假如斯特勞斯及侯尼爾所料不差,蓋格魯美洲(Anglo-American)歷史名副其實就是由四種世代典型譜寫而成。每20年左右就會出現新時代,亦即「彎」,一個完整周期合共四彎,歷時80至90年,剛剛是一生人的壽命。


羅馬人以Saeculum一字形容時間,意謂「長壽的一生」或「一個世紀」。在《世代》(Generations)一書中,斯特勞斯與侯尼爾追溯至15世紀,劃分出7個完整Saeculum。一如季節變換,世紀轉彎亦跟隨既定模式,反覆出現【圖2】。




第一彎為「高漲期」(High),國家充滿自信,社會建制強勢,不同派系為了人類幸福而同心協力。


第二彎為「覺醒期」(Awakening),特點為文化及宗教復興,轉變過程中遇到反抗,出現矛盾衝突。


第三彎為「瓦解期」(Unraveling),國民對建制失去信心,個人主義抬頭。


第四彎為「危機期」(Crisis),風雨飄搖,核心建制及公共行為面臨重大威脅,不得不重新定義。


每逢第四彎就會出現危機,但侯尼爾口中的第四彎並非短期困難,而是生死攸關的危機,足以推倒社會上最強大的建制(即使不垮台,也要面臨嚴峻考驗及壓力),就連國家興亡也大有疑問。危機可能涉及經濟、文化、宗教或軍事,又或者上述問題共冶一爐。


聽來有點似曾相識嗎?那很正常。根據侯尼爾的時間表,當前第四彎危機期只是過了一半左右,也許再過10年才結束。待一切事過境遷後回首這段歲月,自會發現當中不少重要轉變。


假如當前的第四彎與前幾次差不多,則可望出現以下種種情況。注意以下羅列的第四彎各項特徵與今天報上熱話何其相似,可別忘記侯尼爾及斯特勞斯早在1997年就以此著說立書,比今天早了近20年。


社群冒起:留意奧蘭多槍擊事件的報道,不難發現人們不時以「社群」來形容自己認同的特定社群。夜店慘劇後,奧蘭多不同社群互相支持,支持對象不限於自身群體成員,也包括其他社群。


政府壯大:你我等崇尚小政府的保守派都陷於守勢,只怪當今之世,大部分選民寧願政府更強大而不是更精簡。可以預期,無論今年總統大選鹿死誰手,政府行動定會更強而有力。


政黨重新調整:很明顯,受篤定總統候選人特朗普(Donald Trump)影響,今時今日的共和黨與4年前大有分別。同樣道理,民主黨參選人桑德斯(Bernie Sanders)在初選中迫使對手希拉莉(Hillary Clinton)左轉,對民主黨的影響亦可能異曲同工。政黨調整過程相信還未告一段落。


內向型外交:15年下來,美國對反恐戰愈來愈厭倦,特朗普及桑德斯雙雙主張沒那麼進取的外交策略,在初選中均有市場。


科技更加吃重:互聯網已由少年期發展至成年期,科技業如今視互聯網為平台,承載不同新功能, 例如虛擬現實、家居自動化、視頻內容等。


收入愈趨平均:零息政策及量化寬鬆(QE)實施多年,主要作用乃推高資產價格,令富者愈富,其他人則無從受惠。面對財富高度集中,社會反彈現時愈來愈大,有見及此,當局或試圖向富人加稅、提高工薪族工資,或採取其他措施營造更公平的環境。


工資干擾:過去一年不少大型零售商相繼調高時薪,加州等地則立例把最低工資時薪加至15美元;愈來愈多聲音亦主張工人應享有更多經濟成果。


第四彎同時帶來社會及文化轉變,包括:


生育低潮:在發達國家,出生率已接近甚至遠低於人口置換率(replacement rate),不少千禧世代均自感財力等各方面不足,未準備好生兒育女。


移民下跌:美國及歐洲正試圖控制移民流入,移民活動減少將成世界大勢,中東難民只是例外。


罪案減少:不同地區的犯罪活動有很大差異,但總體而言,罪案將較80年代及90年代顯著下跌。


家庭觀念更重:這與出生率下降及年輕人不願結婚生子的趨勢似乎背道而馳,但就筆者觀察,年輕人遲婚,正因為對家庭無比重視,如不能組織美滿家庭,就寧願作罷,他們一旦養兒育女會非常認真。


實用文化: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,不少美國人迫不得已更節儉,如今更演變成「共享」經濟,召車軟件優步(Uber)及住宿平台Airbnb正是佼佼者。


難效羅斯福振經濟


侯尼爾在投資會議上發言完畢,隨即進入答問環節。筆者提出大家最想得到解答的疑問:「危機很快會結束嗎?」侯尼爾的答案很簡潔,卻不大叫人鼓舞。他認為危機期只過了一半,假如未來幾年一如以往的第四彎推演,則恐怕最壞情況還在後頭。


何解?美國現時身處的時期與上世紀30年代差不多,時任總統羅斯福(Franklin Roosevelt)透過大興土木及推出惠民紓困措施對抗大蕭條,今天可以重施故伎嗎?


答案是可以,但有個問題。羅斯福當年有空間推出財政刺激措施,因為政府負債少之又少。今時今日顯然不一樣,美國下一輪經濟衰退不單會令第四彎後半期危機加劇,美國預算赤字亦將膨脹至1.5萬億美元,美國政府債台高築,聯儲局貨幣政策工具則所餘無幾,要增加某個界別的公共開支,除非減少其他界別的開支。危機持續發展,更非美國獨有問題。歐洲逐漸意識到自身正面臨存亡危機;日本「安倍經濟學」漸漸失去公信力;新興市場則身不由己,任由反覆無常的資金流主宰。的而且確,科技一日千里;未來10年至20年間,世界30億人口將晉身中產階層,在各地製造更重大的文化轉變潛力。


時代帶來的轉變避無可避,沒有人會欣然接受, 因為只有共通犧牲才能應付難關。當前危機需要的犧牲固然跟二次大戰有所不同,但對當事人而言一樣慘痛。化解危機別無他法,只能迎難而上,重點在於做好準備。好消息是大家仍有少許時間,應當把握時機調整投資組合,準備應付未來種種轉變。假如應付得宜,克服挑戰的經驗可以非常正面,個人、家庭及社群亦可能有所得着。若閣下任由形勢主宰自身前程, 毫無計劃及準備,則恐怕不會落得美滿結果。


作者為著名投資分析專家,其《前沿思考》(Thoughts from the Frontline)是目前全球發布範圍最廣的投資通訊,擁有過百萬讀者。


John Mauldin擁有極強洞察能力,擅長解構複雜的金融現象,每周對華爾街、全球金融市場和經濟歷史提出精闢見解,極具參考價值。


《信報》為大中華區唯一刊載John Mauldin投資通訊的中文媒體,內容由《信報》翻譯。逢周四在《信報》及信報網站www.hkej.com刊出。